玻璃表面如何印刷图案
为全面落实《残疾人权利公约》，中国一方面在相关国内法和政策的制定中主动吸收、转化公约精神和规则。
最近有暇，又把您的来信复读一遍， 我在您8月16日的信中注意到：我一直追问自己的问题是：难道我们不能想象和探索一种把‘政治统一与‘永续国家（eternal state）深度关联起来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模式吗？我很清楚自己的预期目标，就是把‘政治统一建构为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匹配的政治价值，以完成我所设定的‘中国性价值的现代化的课题。经过几番交流，我们对彼此的思想立场和致思取径都已经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了，剩下的只是我们各人自己的坚持了。
因此，在中国情境中，道与法律的关系，要从一种类似于自然法的角度去理解。我之所以如此固守这一思想立场，乃因为我坚信，这既是中国建构可‘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现代政治秩序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华文明可以为人类政治文明做出贡献的重要方面。可以设想一下，当中国持有了道德与权利这个道的双刃剑(现在正在作这样的努力)，将会怎样的无敌于天下。国东祝好2021.8.26 国东道友，您好。维护道德与权利的正常行使，是法律的内容性规范。
甚至可以说，对人性的认识甚至不是‘道的中心关切。政治秩序的存在，不都是在维护人性吗？。但重要的是，判决书变长了，判决并没变。
拓宽人民法院接受社会监督，增强司法的公信力。事实上，这都不构成反对上网的根本理由。我的分析完全可能不着调，甚至乌鸦嘴。只有当收益超过预期之际，人才会喜出望外。
但时间一久，就不会有多少人看了。而就时下而言，我最主要的现实理由之一是，这样做可能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也许非常必要的感觉，当然也不无可能是幻觉和错觉，法院变得更透明了，更公开了，因此更公正了，更可信赖了。
当然，这对大城市、经济良好地区或高层级的法院，问题可能还不大，但对于贫困地区的特别是基层法院可能负担太大，甚至很难建立。例如为了本庭的荣誉，庭长会不会花更多时间来审订本庭的每一份判决书？而庭长会因此变得更为行政，更少专业（司法）？这是否又会转而增加庭长支配控制其他法官的权力？这是第二类大的成本：可能会减少法官司法上的独立，这是制度成本。而全国各地法院的裁判文书上网工作也都在逐步推进。对错，实践是检验的标准。
为防止社会的（主要是城市人的）议论、质疑和批评，法官也许会严格依法平等分配。判决书也许会变得更格式化，更技术化，更公文化，一句话，更没意思，更没有人想看或愿意看。如判决书只对当事人，就不一定需要精细描述刀的大小。这类嘲笑和质疑也会甚至严重有损司法和法官的权威。
没有严格遵循先例的制度，因此判决书没有什么司法制度的意义—哪怕把公布上网规定为一项制度。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成本的增加首先是成本。但这有两个问题，第一，至少有一些法院的经费、人力（包括网络技术人力）资源原来就相当紧张，有些可能已经或几乎达到其可能的极限了。
2009年底前河南全省三级法院提前两个月全部实现裁判文书上网。此外，司法制度也就是一点点累积完善的。二、收益：想象的与实在的费用增加不全是问题，只要收益足够—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但判决书不会说出这些理由的，至少常常不说，只是诉诸法律。 早在2000年10月，广州海事法院就决定将该院所有裁判文书上网，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通过案号、案由、原告、被告、审判长和结案日期六个项目进行搜索。而且，由于法学人不是具体案件的当事人，具体案件的结果于他们也肯定会淡一些。
但判决书公布带来社会的压力，很可能迫使判决书撰写简单的法官向撰写详细的法官靠近，因此会有一种竞争，迫使法官的工作量增大。让他们看一些判决书，知道了法律如何规定或会大致如何适用，就忘了自己的利益，就会放弃自己的利益了，这可能吗？想想律师和当事人，或是想想那些违法的法官和官员。
而一旦上网，至少初期，出于新奇，网民会比较挑剔。要注意判决书展示的从来都只是判决的根据，而任何根据都可能只是判决理由之一，却未必等于判决的真实或全部理由。
由此可能改善主要是法院运转的社会大环境。但大多数法律人、法学人也不会看，因为中国毕竟不是判例法国家，是制定法。
但当这两个本来没问题但描述粗略的判决书在网上放一起，一般受众就可能感到这两个案子量刑为什么差别这么大，甚至会起疑心，要说服他们，就必须仔细描述诸多细节。但这都还是理论上的，未必真实，大部分很可能落空。由于判决书都要上网，每位法官都会有压力，都会尽量将判决书写好一些，包括没错字、错的标点符号。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量继续增加，会迫使法院必须增加人手，或是要求法官进一步加班。
有谁见过谁因为判决对自己有利，仅仅因为判决书没说理或没说透而上诉或上访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腐败或人情可能对司法结果的影响。
但当判决书面向全国大众之际，对案情介绍就不得不更加细致。还有第三类的成本，例如网络建设、网络维护技术人员的费用等等，至少某些法院甚至很快会出现一个专门最终审订判决书的机构。
这种压力会迫使法官对案件事实、对事实的自我感受和表达更仔细，更精细，会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我从轻处罚某人，是因为我觉得从案情来看他应当从轻，但判决书上不会写我觉得应当从轻，而是说依据法律从轻判处……甚至仅仅是依据法律判……。
而所有的当事人，包括号称最关心说理的律师（其实学者也如此），收到了判决书之后，首先都是翻到最后一页看判决结果。这意味着老百姓感受的具体判决的公正程度基本不会变—我假定绝大多数普通人对利益的判断基本不受言辞论证影响。当判决书仅仅对当事人或本地受众之际，判决书不必展示太多细节，当事人的经历和当地受众的感闻已经构成了理解这份判决书的语境了，某个本地表达也许就向判决的社区传达了足够的信息。由于对具体案情不了解也不关心，对法官的难处不了解，甚至会只挑剔文字和标点，诸如唯一和惟一，的和地，而不会留心，也没有相关的系统背景专业知识能力来欣赏判决和/或判决书的优点。
因为说得好不等于做得好。会认为不符合法言法语，认为很牵强，尽管司法有时只能或必须有所牵强，因为案子必须这样处理，而相关法条（如果还有的话）可能不完备也不可能完备。
其三是，不同的法官，或不同地区和不同层级的法官，撰写判决书的风格一定不一样，有的简单，有的则会比较（甚至必须）详细。因为法官不大可能接受哈贝马斯的建议，把自己心里所思所想都坦诚地说出来的。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人们普遍反感的许霆案一审判决书其实是有坚实法律根据的，但那并不是一审法官之所以判许霆无期徒刑的全部真正理由，他们的真正理由之一很可能是他们作为低层级法院的法官，若要减轻处罚，被指控违法的风险太大，这是一个他们不大能承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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